据中国公关网2010年12月6日讯 今年9月底，安徽某市格力、美的两公司业务员曾因促销空调而发生血案，十一期间，北京某商场因促销豆浆机，美的、九阳业务员一天打了三场，10月底即有媒体爆出蒙牛“陷害门”，而眼下又传出汽车行业恶斗
　　温家宝总理曾在“三聚氰胺”事件中说过“企业家身上要流着道德的血液”，但越来越多的恶性事件显示构建道德底线之艰难。其实这不再是一个恶性竞争的简单命题，其中既包含企业和企业家的惯性思维，也涉及社会文化、政府监管等等诸多内容。
　　360、腾讯交锋始末
　　11月8日，点开360官网首页已无任何对斗QQ时的公告内容，全网只剩周鸿6日凌晨2点多亲笔写的《不得不说的话》，隐藏于网页二级菜单，前天这些内容还挂在首页的显要位置。另一方，腾讯也悄然将6日在门户首页悬挂的相关专题转到科技频道，QQ对话窗口上也无“二选一”的标语。
　　双方大战在7日已全面降温，尽管当天周马二人仍通过微博断断续续斗上几嘴。相信最先松出这一口气的应是周马二人。这场“桌面大战”，创互联网企业恶斗激烈程度之最。马坦言“是腾讯12年来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周曾通宵撰文反击。纷争一波三折，最终不是“两个人在战斗”。腾讯一方有金山、百度、可牛、遨游四家助阵，盛大、酷狗等公司则声援360。两个阵营集合智囊，见招拆招，以致激斗一月有余，最终席卷互联网，引得全民围观。
　　细察之，不难发现纷争以利益始，也以利益终。2010年春节前后，腾讯利用假期速推“QQ医生”抢滩360市场，周鸿守阵狙击。短兵相接后，告一段落。而后5月31日晚间，腾讯宣布推出“QQ电脑管家”，功能设计与360安全卫士极其类似，再次抢滩。腾讯选择的时机可谓精准。当天，在恶斗近半月后，周鸿刚和金山公司宣布正式起诉对方，同时，因360拦截了刚上线5分钟的“可牛杀毒”，可牛杀毒CEO、周鸿老部下傅盛与360交恶。周与两方之争一直持续到周马二人大战。其间，8月，360和百度也斗上了公堂。
　　自“QQ电脑管家”面世，360情绪并未不稳定，这或滋长了马的勇气，中秋假期，很多电脑QQ附带的“QQ医生”被发现自动升级为“QQ电脑管家”。360忍无可忍，根据两人后来的爆料还原此时细节，周认为马此举会置360于死地，但从不做软柿子的周还是妥协了一次，与马沟通，希望马放弃研发“QQ电脑管家”，转而投资360，并联合打击百度，马称360公司无投资价值，并拒绝了周的所有“条件”。随后周在9月27日推出360隐私保护器，爆“QQ隐私门”，双方开始前期的抹黑对骂。十一期间，各路水军出动，网上言论铺天盖地。口水战巅峰是10月18日在录制央视一档节目中，双方参与人员现场对骂。腾讯在“隐私门”中备受关注，承受较大压力。马与其团队改变被动地位的方法是联合360对头围剿360。在10月27日晚5点五方发表反360联合声明，周立即发表反击声明，随后二者通过弹窗互揭黑幕，网民关注人数激升。随后360开始“反围剿”，杀手锏在29日抛出：扣扣保镖。这款1.35MB大小的小软件能屏蔽QQ插件、广告等，对腾讯核心的社区增值服务收入形成致命一击，一经发布即引起轩然大波。
　　巧合的是这一天恰是马化腾的生日，据腾讯内部人士透露，马当天气急摔杯，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1月3日晚6点，腾讯发公开信称，在装有360的电脑上，将禁止运行QQ，两方软件均不兼容，让用户“二选一”，并在QQ对话窗上显示此标语，争斗达到最高峰。360指责腾讯“史无前例地狠毒”，金山、傅盛等则表示腾讯是以360对待金山网盾之道，如法炮制拿过来对付360，并非“史无前例”。但此时马之压力不亚于周，遭殃用户连同水军共伐腾讯，当晚接近凌晨，腾讯发出了三项和解条约，11月4日一早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席间腾讯公关部总经理刘畅潸然泪下，称腾讯上下昨夜一夜无眠，“二选一”实属被逼无奈。当天，工信部等介入争斗，周找到台阶，当天宣布召回扣扣保镖，搁置争议。5日，马周通过纸媒爆料，隔空恶战。当天还有，新百度、可牛等新五方不兼容360声明，但至此，战斗已实质性结束。
　　事后，某用户向记者表示，“我不懂技术，不知道自己的隐私是被某人偷窥了，还是被某人偷窥后保护了，但我还是学到了一些，比如做生意也靠骂，骂得越凶也有理，比如大黑吃小黑，老黑吃大黑。”
　　内忧企业不自律
　　360、腾讯大战已经远远超脱了两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范围，其连同蒙牛“陷害门”如一个窗口将企业间恶斗原生态放大给了世界。一时间各界都在声讨企业无道德底线，但口水说不出真相，恶斗原因更值得深思。
　　受访者把脉得出主要原因是由于逐利性和国内企业自身的一些特性，其从根本上难以自律。翻捡诸多恶斗事件，发展模式基本如下：由于逐利，某个行业有钱赚，企业便扎堆，然后业务雷同，产品过剩，然后进行价格大战，最后形成恶性循环，“杀红了眼”就可能出现极端事件。
　　国内企业尤喜扎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食品安全专家郑风田引用业界一则经典的比喻概括这个现象：如果一个犹太人看到另外一个犹太人在街边开了一家餐馆，他会考虑开住宿宾馆、洗车行等等，总之他不会再开一家餐馆。而如果是一个中国人看到另外一名中国人在街边开餐馆，他十有八九就会再开一家餐馆。犹太人习惯讲究“求异经营”，而中国人则较喜欢“求同经营”。
　　扎堆并不可怕，充分竞争反而是一件好事，但为何国内企业往往演绎为价格大战呢?主因就是企业之间相互复制，产品都瞄准同一块市场，如此，僧多粥少，除了价格厮杀别无他法。为什么大批企业热衷复制呢?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将之归于中国人浮躁心态和投机心理，“中国企业战略目标混乱，追求快速成长，高效益，而复制手段成本最低，也见效最快。”在此心态下，企业往往形成目标管理方法，只重结果，反观国外企业却与之相反，注重过程管理。目标管理往往依赖个人能力而忽视制度和组织的建设，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某些骨干员工，过程管理则相反，以制度为基础，一步步积累技术优势，核心竞争是在组织。
　　此类差别衍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也为恶斗事件埋下众多伏笔。国内企业“出走骨干”往往和“老东家”反目成仇，如傅盛与周鸿，牛根生和伊利。国外倒很少出现类似事件，如李开复在苹果、微软、谷歌几家公司都工作过，这3家企业一直都是竞争死敌，但基本没有因为李开复的跳槽而恶斗。并不是说外企比国内企业心理素质或者道德层次更高，而是李开复的个人离开对企业没有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尽管李开复掌握很多企业的商业秘密，但老东家在其竞业回避期间，有足够的时间依托组织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由此观之，在这种内部因素作用下，企业很难自律，况且目前外部环境并不乐观。
　　严法缺失约束难
　　在诸多外部不利因素中，恶俗商战文化被郑风田严词批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很多现存的公司从激烈拼杀的年代走出来，还没来得及建立商业伦理道德的概念。社会主要灌输给企业的却是以战为主的商业理念，比如电视剧和书籍中涉及商业竞争的题材，基本都是以斗为主。又比如国内企业家接受的培训大都是攻城抢地的策略，MBA、EMBA课中很少有商业伦理道德的课程。”
　　无形之中使得企业具有你死我活式的意识，一遇到竞争，便觉“干掉你，我就是老大”，竞合意识十分淡薄。
　　此次蒙牛“陷害门”也让“黑公关”备受关注，由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策划的“蒙牛731计划”，因其策划周密，步骤分明，影响结果极其恶劣而震惊外界。据知名营销人士李志用表示，在业界某些公关公司充当企业“打手”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有些公关公司还是恶斗事件的始作俑者。“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里没法点名，但农夫山泉砒霜门就是由一家公关公司挑起，然后从中渔利。”目前，由于公关公司行业和网络缺乏有效管理，企业恶斗逐渐带火了“黑公关”产业，李志用说接触过一些“水军头领”的人，其中一个能调集50万“水军”。这种产业又反过来刺激恶斗事件升级。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人人自危，都成了“惊弓之鸟”。
　　在外部因素中，恶斗违法成本太低被受访者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认为只有加大违法成本才能遏制不良行为。目前国内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对违法者的处罚都比较轻，如《不正当竞争法》是部行政管理法，并未规定监督管理机关对损害商业信誉应处以何种处罚，导致处罚额一般较小。今年8月份，雪花啤酒因恶性竞争仅被河北省承德市工商局处以2万元罚款。《刑法》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行为，法定最高刑期也只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相比而言，去年欧盟曾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向英特尔公司开出10.6亿欧元“罚单”，数额相当于其2008年净利润的近1/3。
　　值得注意的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于企业，便发生大规模事件，今年以来，啤酒、奶业、空调、互联网、食用油等等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性竞争，当然没爆出来的可能更多。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走上台来，灭一把火。
　　政府的作用
　　恶性竞争是一种双输局面，在蒙牛、伊利、360、腾讯这些公司身上表露无遗，政府在处理此类恶意争斗事件上应当有更大的作为，如在360和腾讯争斗中，事件达到无法收场的地步，政府部门才介入，也只是要求双方“各退一步”。一位参与事件讨论的工信部专家透露，目前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让双方尽快搁置争议，恢复到此前的平静状态，“但是，不会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对政府监管缺位，业界普遍认为原因是行业主管部门多头交叉监管进而导致有法不依。360与腾讯大战，涉嫌多个侵权违法行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主体为工商总局系统，《反垄断法》的主要执行部门为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最后出面的却是工信部。宋一欣表示，有些法律滞后也是导致监管不力的重要因素，比如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1993年，只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概括性的一般条款，造成该法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束缚了行政执法规范竞争秩序的手脚。
　　针对这种情况，郑风田则建议增添行业协会的监管力量，他表示在美国或者日本，行业协会对调整企业竞争关系，稳定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行业协会一般都有官方背景，所以在调节市场恶意竞争方面，作用甚微。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环境，宋一欣认为政府应该调整好自己的位置，比如面对恶斗事件，该曝光的应尽量选择曝光，在这一点上，呼和浩特市政府做得并不完全妥当，其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大事化小。这种心态并不能防止“旧病复发”。某奶业人士表示，就像争夺2005年奥运会赞助商的介入方案一样，呼和浩特市对蒙牛、伊利之间的矛盾多采取调解、折中的方案，以致出现企业间现在如此严重的恶意营销行为。